中國漢式與藏傳金銅佛像(三)

中國漢式與藏傳金銅佛像

茶、瓷器、金銅佛等的題材，以前是邊買、邊摸索、邊學，相關專書，看了不懂再問，弄清楚再看實物，才能入門。現在研究資訊公開後，必需花時間再整合，才能理出系統脈絡，這系列有4-5篇，文字稿長了些，但耐心看完您會有柳暗花明的驚喜，要集中精神單寫「製作工藝」不難，但前面1-3篇才是探索金銅佛工藝的底子，少了這幾篇潤飾，金銅佛就不是宗教藝術品！

中國金銅佛造像演進

金銅佛像是以銅為胎，外塗再金汞相溶的金泥，再加熱使汞蒸發，讓金附在銅胎上，再用瑪瑙刀拋光而成，由於材質珍貴，製作不易等因素，因此金銅佛形體較小，多供奉於宮廷、寺廟。中國金銅佛像主要有漢式和藏傳兩種類型。

◎十六國銅佛像

十六國是西晉（公元265－316年）末年，北方少數民族紛立小朝廷共十六國，史稱十六國時期。從公元304年劉淵稱王，一直到公元439年北魏統一中國為止，前後共135年。這些小王朝歷時短的二三年，長的不過四五十年；活動的疆域也多在今甘肅、陝西、內蒙、河北一帶，即黃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區。

十六國的小銅佛像由於絕大多數沒有銘文，故到底是十六國時代哪個朝廷鑄造就很難確指，但他們的造型規律還是一致的。有明確紀年的十六國佛像有後趙建武四年（公元338年）鎏金銅佛坐像，像高39.7厘米。此像為高肉髻，呈束髮狀，寬額，大眼橫長，著通肩式大衣，衣紋為圖案化的Ｕ形平行分佈於胸前和前襟部，衣紋斷面呈淺階梯狀，雙手於胸前作禪定印，趺坐於四方台座上。

◎北魏佛像

元386年拓跋氏建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統一了北方大部。公元534年分裂為東西魏，以後又為北齊和北周所代，直到公元581年隋朝統一全國，佛像的樣式變化最為劇烈，也最為豐富多彩。由於有些石佛、銅佛刻有銘文，既富史料價值，又可成為斷代的標準。

北魏佛像大致可由遷都洛陽前後來區分。遷都前的佛像一般多保留著較濃厚的西域和涼州地區的佛像樣式，而涼州地區的佛像也融合了西北印度犍陀羅地區和印度本土馬土臘（秣菟羅）的各種因素，並主要受到新疆于闐和龜茲兩大系統的佛像樣式影響而形成。

北魏太和元年 青銅鍍金釋迦牟尼佛坐像

高40.3公分，重3954公克   現藏 臺北故宮

釋迦牟尼佛結跏趺坐於雙層台座之上，右手作無畏印，左手握衣角，身著袒右肩式僧祇支，外披大衣，雙肩衣紋如火焰般外揚，面部神情莊嚴，氣勢雄偉。背光內圈的四佛和頭光中的三佛共同形成七佛，背光外圈Ｕ形火焰紋熊熊圍繞，和主尊氣勢相映，益增雄渾氣勢，體積雖小，和北魏帝室（四六０年左右）營造的雲罔第二十窟主尊風格相近，是北魏太和時期金銅造像的新樣式。尊本尊造像保存完整，台座背光均存，雕刻精湛，紀年清晰，內容深刻，兼具藝術性、歷史性與宗教性，是世界上現存重要的金銅佛教造像。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將首都從平城遷都洛陽，漢化的風潮反映在佛像造型上，佛像的髮髻除磨光式和淺水波式外，還有山東地區多見的螺髮形。面相趨於清瘦。 大衣除袒右肩和通肩式外，還流行南朝文人士大夫穿著的褒衣博帶式大衣，大衣內著僧祗支和裙，裙帶作結，大衣的右衣領往往搭於左手上。大衣的下部衣褶層層重疊，形成三四層。尤其是坐像、衣腳密匝匝，如曲水流波般垂搭於台座前，日本稱之為懸裳座。 菩薩們儘管袒上身，但飾物增多，束冠的寶繒也安靜地下垂，不再向兩側飄舞，帔帛更為寬肥，有時交差穿過一環，大裙飄逸寬肥，不似早期如緊身褲一樣。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為東西魏，東魏據鄴（河北臨漳）為都城，西魏據長安。西魏的造像風格仍可說是北魏晚期的餘風，相較之下，西魏造像風格上偏瀟灑飄逸，佛菩薩面相較為消瘦，東魏則整體風格和佛的面相稍顯豐滿。東西魏雖然不過十幾年的時間，但也製作了許多精美的佛像，特別是東魏在雕刻上更見功力，造型端正，技法純熟，有不少精美之作流傳於世。

◎隋代佛造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統治時間雖然不長，但佛像至今遺存尚多。隋的造像主流似乎承襲北周造像風格較為明顯，大概因隋和北周均建都長安。隋的造像在繼承北朝造像風格基礎上，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格式，並對唐代造像風格有一定影響，也可說是個承上啟下的時代。因此，有些隋代造像若無紀年，會讓人感覺是北周的作品，或者認為是初唐的造像，就是這個原因。

隋的造像不論佛、菩薩等一般仍感覺比例略嫌失調，往往頭大身小，腿稍短，造型稍板滯，動態感不強。體軀壯碩，有厚重感。

◎唐代佛造像

盛唐可說是唐代佛造像的黃金時代，此期的造像比例舒展勻稱，結構合理，已完全擺脫了隋和初唐時佛頭部偏大，體態略僵板的感覺，動態極為自由活潑。佛的頭部與身軀比例合理，面形豐滿，方圓適度，佛髮為水波紋式或螺髮。除通肩式和袒右肩大衣，以及褒衣博帶式大衣外，又流行方領下垂式大衣，內著僧祗支和裙，體態飽滿豐肥。喜用束腰式台座，底邊為六角、八角、圓形或花口形，上搭覆布，布紋轉折曲複生動。

唐 三折枝菩薩

盛唐佛像造型，菩薩多束高髻，髮型優美，五官姣好，那半裸的身軀上身袒，束腰，重心向一側扭曲，肌體豐腴，從胸部到腰際形成突出而明朗的弧線，並配合整個身軀的外輪廓，以及舒暢的曲線﹐構成造型上委婉柔麗的三段屈曲形式美，體態極為生動嫵媚，是唐代菩薩像形體的一大特色。

◎宋代寫實佛像

宋代的佛像反映現實生活的人物原型，有著深刻個性體現。寫實技法細膩，結構嚴謹比例適當，造型飽滿瑰麗圓熟。宋、遼連年戰爭，銅資源貧乏，木雕造像興盛。

在宋代佛像雕刻作品中，菩薩的形象塑造成就最高，此時的菩薩像如同現實中的貴婦形象，

雍容大度，裝束華雲，以水月觀音像最為經典，寶冠雕飾華麗繁複，觀音儼然為人間雍容華貴之女性。

宋代羅漢像雕造得更為成熟，十六或十八羅漢成為寺廟配置上重要的組成部分，羅漢們的個性更為鮮明，有的呈所謂「胡僧梵像」。宋代一些金銅菩薩像﹐頭戴花冠﹐中嵌寶珠﹐並有繁華之蔓草紋滿繞，美麗高貴，造型端嚴姿態自然，衣著裝飾甚為精致，猶如貴婦之華麗氣派，成宋式菩薩像的標準形象。

◎遼金佛像

遼代佛像一般肉髻較為平緩，面相肥瘦適中，佛坐像的上半身偏長，胸部寬厚。又佛座平面常見有方、圓形和六出花口形，蓮花瓣豐滿呈盛開狀，花瓣肥大飽滿。方台座上搭敷的鋪布中部呈半圓形，兩側下垂呈三角形，已從唐代的寫實性的敷布轉化為圖案化了。

菩薩的裝束較之唐代略顯樸素，寶冠有呈三組葉片形的，還有一種寶冠非常高聳，正面呈圓桶形，這似乎與遼代貴族喜戴的金銀冠式造型有關聯。冠的束帶飄逸而下垂於兩肩。坐像上半身略偏長，在袖口和裙下部往往有曲蜿如小蛇狀的衣紋。

金代的造像仍上承遼代造像的傳統，技法上與遼代無太大差異，但金代的佛造像身軀更為飽滿，胸大肌凸出，體軀壯碩，流露出北方民族的渾樸作風。遼金時代的小金銅佛呈柱形，傳世尚多。

◎大理佛像

大理（公元937—1253年）以白蠻族為主體建立的政權，統治上層使用漢文，流行佛教。大理佛像與北方佛像較明顯的區別是衣著，漢民族喜表現衣褶的起伏轉折，質感厚重而寫實；大理佛像多見袒右肩式，衣紋極流暢，紋線細密如絲，質感輕薄如紗。菩薩的特點較為突出，造像更偏清瘦，站立的菩薩像全身板直，雙腿併攏，下著裙上多陰刻雙U形線，秀美纖長，高聳的束髮，尖瘦的臉形，細蜂腰和纖細的手臂，較接近鄰國泰國、柬埔寨等地區的造像。

藏傳金銅造像

西藏因地接佛教發源地，但接觸佛教時正值密教盛行，歷史的累積一向密宗傳承為主，因此金銅佛造型也異於漢式造像。九世紀中葉，西藏經歷了朗達瑪滅佛，佛教沉寂了一段時間（842－978年），後來佛由阿里地區再度傳入才又復甦稱史為「後弘期」。但自元代開始，中國佛像製作的主流風格由漢式轉為藏式，藏傳金銅造像風格就中國金銅佛的主體。

◎宮廷藏傳佛教造像

藏傳佛教肇始於西元7世紀初，最初主要在西藏、青海等地的藏族聚居區傳播，直到元代，隨著西藏轄歸內地中央政府，開始傳入內地，北京作為元明清三代的首都，始終是藏傳佛教在內地傳播的中心，因此北京佛像風格，被稱之為“北京造像”或“北京風格”。

◎元大都 “梵相提舉司”

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邀請西藏薩迦派祖師八思巴到大都，封他為國師，授以玉印，標誌著藏傳佛教正式傳入北京(當時稱“大都”)。為了給新建的藏傳佛教寺廟塑像，同時滿足帝王和皇室成員奉佛的需求，元廷特別在“諸色人匠總管府”下專設“梵相提舉司”，負責塑造藏傳佛教造像。在這個機構裏，宮廷藏式造像風格，代表了當時大都藏傳佛教造像風格，當時漢藏藝術的交融還沒有成熟，正反映了元朝藏傳佛像藝術過渡期漢藏藝術交融的特點。

◎明代北京御用監“佛作”

明代建立後繼續推崇藏傳佛教。明代吸取元代獨崇藏傳佛教薩迦派的教訓，採取“眾封多建”的民族宗教政策，使明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各地、各教派勢力取得了更加廣泛而緊密的聯繫。明代北京的藏傳佛教造像藝術，在帝王們的扶持下首先在宮廷開展起來的。

明代帝王仿效元朝，亦在宮廷專設造像機構，稱“佛作”，隸屬於“御用監”，製作藏式佛像，但明代帝王重視造像，而是作為宗教禮品賞賜、饋贈給西藏上層宗教人士。明成祖朱棣即位後，一改太祖時期招諭、安撫的治藏政策，而轉向建立以僧王為首的僧官制度，對西藏上層僧侶廣行封賞，在當時民族宗教關係中發揮的巨大作用。

從現存實物看，這兩個時期造像的藝術風格和手法基本一致，都是在西藏定型的造像模式基礎上融入內地傳統審美情趣、表現手法和工藝特點，是漢藏藝術完美融合的藝術模式。其造像軀體渾厚，造型敦實，體態優美大方，面相寬平，雙目平直。衣紋都採取內地傳統的寫實手法，有較強質感，印度薩爾納特式表現形式幾乎看不到。佛像頭飾螺發，身著袒右肩袈裟，菩薩戴發冠和梳髮髻，上身飾網狀的瓔珞，下身著長裙。工藝上採取內地傳統的失蠟法鑄造，胎體厚重，表面都鍍金處理，金質純厚，亮麗悅目。明代永樂、宣德宮廷製作的藏傳佛像，形態優美、工藝精湛雕琢細膩，最能展現了中國佛造像藝術特有的美感。

但是永樂、宣德時開創的宮廷造像卻突然銷聲匿跡了，至今也沒有發現一尊永宣之後宮廷製作的藏式佛像。由於明代藏傳佛教的較大影響，漢傳佛教已開始接受注重量度和儀軌的藏式造像模式，許多漢地工匠已基本掌握了藏式佛像特徵和製作要領，使得明代中後期的藏傳佛像藝術得以繼續流行。到嘉靖時，由於嘉靖帝崇奉道教，抑制並打擊藏傳佛教，藏傳佛教及其造像藝術開始一蹶不振。

◎北京清宮“造辦處”

穩定了邊疆社會，同時滿足皇室祈福奉佛的需求，清代崇敬藏傳佛教，康熙和乾隆對藏傳佛教的重視尤為突出，康熙帝率先在宮廷設立造像機構製作藏式佛像。史載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在宮廷設“中正殿念經處”，負責宮中藏傳佛教事務，並兼辦造佛像。乾隆帝對造像的重視則更有過之，他不僅在宮廷專門設立“造辦處”製作佛像，還親自參與造像的圖樣設計和造像過程的監督，幾乎所有重要造像環節他都親自把關定奪。

康熙造像明顯特點，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菩薩身上的裝飾，如頭冠、寶繒、耳環、瓔珞和各種釧飾，手法細膩，工藝十分精細，每個細小部位都做到了一絲不苟。如頭冠採用鏤空技法雕出，顯得玲瓏剔透、精美無比。

乾隆帝禮敬三世章嘉國師、六世班禪，在皇宮和皇家苑囿設立了慧曜樓、寶相樓、梵華樓等

多座佛堂，又在北京和承德興建了十余座喇嘛廟等，命大學士工布查布譯出《造像量度經》，乾隆與三世章嘉國師又合作編訂了《三百佛像集》，乾隆時造像就是嚴格按照這些佛像量度的規定和既定的圖像模式進行塑造的，乾隆時期造像，造型姿勢僵板，做工也不如康熙造像精細，但整體看上去造型大方、結構勻稱、軀體光潔、用材講究，但缺乏內在的精神氣質和感人的藝術魅力。

蒙古藏傳金銅佛

蒙古藏傳佛教金銅佛造像吸收漢藏藝術的長處形成了風格淡雅秀美、體態柔媚婀娜的風格，創造了哲布尊丹巴活佛金銅佛造像係統，造就了藏傳佛教金銅造像晚霞的輝煌。

釋迦牟尼佛

該像為典型的喀爾喀蒙古式樣造像，鎏金均勻純厚，金色飽滿艷麗，光滑細膩，熠熠生輝，為蒙地造像中的上品。

漢藏交融的金銅像

佛教在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國，佛像藝術初期以融合古印度鍵陀羅、秣菟羅兩種風格或兩者折中造像象特徵為主流，因此面相豐盈，肢體肥壯，神態莊嚴。東晉時才出現中國式的佛像的雛形。

到了南北朝初期，中國造像到了隆盛時期，佛像風格漸轉向「秀骨清像」的風格，充滿飄逸高邁的藝術效果，隋唐時期，佛像變得雄健飽滿，雍容華麗。在宗教藝術世俗化的過程中，佛像也從超凡脫俗走向慈祥關懷，兩宋佛像更走向人間化，比唐代更為寫實逼真。

從中國佛教發展歷程中，漢式佛像在宋遼時期達到了高峰，到元明清時期，因政治因素，在皇家的引導下，金銅佛明顯轉了個大彎，藏式風格金銅佛逐漸成為主體，漢式佛像則轉入民間發展；但金銅佛的造像工藝，在漢藏交流下日趨成熟，並促成金銅佛的盛行，進一步走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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